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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芳明／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台灣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四日宣布解嚴，迄今三十年。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回歸中國，到今天已屆二十年。沿著不同的政治軌跡，台港各自迎接了不同的歷史命運。其中最大的關鍵是，台灣擁有長期持續的民主運動；而香港被北京收回之前，並未擁有成熟的民主運動。在香港回歸的前一年，台灣社會已經到達總統直選的真正實踐。這樣加速的變化，使北京來不及干涉台灣的政治生態。至少這個島嶼的命運，再也不是國民黨所能獨自操縱，人民的意志已經脫困而出。香港曾經擁有的言論自由，比起戒嚴下的台灣還要大。但是，台灣的意見領袖與知識份子，並沒有放棄爭取更大的言論自由。從一九五０年代開始，就已經見證了地方選舉中的無黨無派。他們爭取地方自治的意願，完全不會輸給後來的知識份子之干涉政治。不能否認，在最嚴苛的威權統治下，台灣的讀書人都從香港取得不少禁書。間接取得的資訊，使許多島上知識份子得以理解中國內部的政治狀態。其實完全不需要國民黨的反共宣傳，台灣人對共產黨的統治真相就已經非常明白。那些點點滴滴的政治參與，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了後來的世代，也使島上住民受到啟蒙，緩慢而篤定地造成了一種命運共同體的連帶感。這種早期的個人行動，無形中開啟了後來的民主運動。縱然遭受了國民黨殘酷的打壓，甚至逮捕、審判、監禁、槍決，未嘗使台灣人對於民主的嚮往稍有退卻。當時中國正在進行三反五反，甚至進行文化大革命。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大屠殺，更甚於帝國主義者的侵略。緊臨中國邊境的香港，當時成為許多中國政治受害者的避難所。那是香港追求民主運動的最佳時機，卻輕易錯過了。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爆發時，百萬香港居民集合在維多利亞公園靜坐。每個人都手捧燭光為北京受難者祈福，卻未能在那關鍵時刻，藉由群眾力量凝聚民主共識，讓人民的主權意志抬頭。反觀同時期的台灣，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鄭南榕自焚而亡，更使台灣歷史上的所有禁忌完全敞開。之後才有野百合事件，從此國民黨的氣勢江河日下，包括萬年國會代表全部下台，也讓總統直選的目標浮上檯面。台灣與香港的民主方向，開始有了截然不同的發展。群眾運動的力量，徹底改造了台灣的歷史命運。一九八七年的台灣解嚴，與一九九七年的香港回歸，是最佳的歷史教材。香港受到北京所制定的《基本法》之箝制，終於只能接受假民主或偽民主的形式。即使到今天，天安門事件幽靈還是重重壓在香港人民的頭頂上。三十年來，台灣不僅可以直選總統，而且也經歷了三次政黨輪替。所謂民主的真諦，便是讓失敗者有捲土重來的機會。但是在中國威權統治下，所有政治鬥爭的失敗者，從此萬劫不復。台灣解嚴的意義，是讓威權體制再也沒有生存的空間。而香港回歸的意義，卻是讓中國的威權統治更加鞏固，歷史是如此分明展現在我們面前。